戴建业精读世说新语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

东汉末年，统治者以自己种种残忍卑劣的行径，践踏了他们自己所宣扬的那些悦耳动听的名教。因而，随着东汉帝国大厦的瓦解，对儒学的信仰也逐渐动摇，儒学教条的名教日益暴露出虚伪苍白的面目，不佞之徒借仁义以行不义，窃国大盗借君臣之节以逞不臣之奸。人们突然发现，除了人自身的生生死死以外，过去一直恪守的儒家道德、操守、气节通通都是骗人的把戏。这样，很多人不再膜拜外在于人的气节、忠义、道德，只有内在于人的气质、才情、个性、风度才为大家所仰慕。于是，魏晋士人开始追寻一种新的理想人格——由从前主要是伦理的存在变为精神的个体，由寻求群体的认同变为追求个性的卓异，由希望成为群体的现世楷模变为渴望个体的精神超越。这种理想人格即人们所说的“魏晋风流”，它具体展现为玄心、洞见、妙赏、深情（冯友兰《论风流》），《世说新语》正是“魏晋风流”最形象逼真的剪影。

魏晋名士们喜便开心地大笑，悲则痛苦地大哭。大家知道，情与智通常是水火不容——情浓则智弱，多智便寡情，可在魏晋名士的精神结构中，情与智达到了绝妙的平衡，他们可谓情智兼胜的人格标本。

礼岂为我辈设也？

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

一种风流吾最爱，六朝人物晚唐诗。

只知嘲人而不敢自嘲，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幽默。幽默的最高形态恰恰就在于自嘲，自嘲又恰恰需要自省和自信，我们偏偏又缺乏深刻的自省，骨子里更缺乏真正的自信，因而，我们今天只有油滑贫嘴而没有机智幽默。

‘王之学华，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远。

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表面上看似乎贵族地位越来越高，实际上是这些纨绔子弟越来越强烈地发现，要想保住自己的社会特权，只得以深沟高垒的方法来凸显其血统高贵

人们可能有所不知，正因为他已经落魄，所以他才更加傲慢；越是身价受到威胁，他才更要显示自己的身价。上升期的贵族对下人反而相对“随和”，没落时期的贵族在寒门面前更要拿架子耍派头。

“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

“自古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

魏晋士人以从容不迫为雅量，以恬淡豁达为超旷，以不露喜怒为修养。

“旷”的本意是“明”，“达”的本意是“通”。“旷达”就是洞明世事透悟人生之后，所崭露出来的一种豁达的生活态度，一种洒脱的人生境界。

大抵南朝皆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

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如今，“兴之所致”是任性的代名词，是一种非理性的冲动，是必须克服的“幼稚病”。

“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

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

死生尚且无变于己，得失更不足以动其心，这样才会有从容的气度和宏大的气量。可见，雅量是一种气质个性，更是一种精神境界。

《周易·系辞下》提出过一条识人标准：“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我们常把叽叽喳喳当作思维敏捷，将深藏不露视为反应迟钝，因此，我们不是把野鸡错当凤凰，就是把珠玉误作瓦砾。

一位哲人曾说过，你的对象就是你本质力量的体现，你的对象就是你本身。音乐不可能成为牛的对象，深奥艰涩的哲学不可能成为轻浮浅薄者的对象

白发无情侵老境，青灯有味似儿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