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次危机

为什么城市资本原始积累的危机却在“农村饿死人”？那是因为原始积累不仅从农民身上提取农业剩余，而且城市资本经济危机代价也向农村转嫁！

既然主要矛盾是中共所内含的利益集团纷争愈演愈烈，除非党内利益集团公开化、政治派别及其代言方式制度化，否则就无法靠一般的政治建设和纪律约束来化解。

使数以亿计的农民打工者以聚落于村社的家庭为单位，既以非市场化平均分配得到的无风险资产土地来承担“非农就业”风险，又无形之中拱手把风险收益让渡给了企业家和发达地区的政府。

相对这种一般性而言的特殊性，则是直接由政府权力占有或垄断掌控的资本被称为国家资本，且因其内在地结合于政府而客观上形成“政府公司化”，并势必导致“权力资本化”。

在这样的历史性演变之中，能够跳出“发展陷阱”的国家，大都可归因于有某种条件对内转嫁成本。中国在改革之前的城市危机主要靠向集体化的农村转嫁其代价，因而在城市实现“软着陆”；此后的危机则主要在城市“硬着陆”，因而引发“改革”。

因此，任何发展中国家只要不能像其西方宗主国那样搞殖民化掠夺、向外转嫁矛盾，就只能从“三农”领域或资源环境提取剩余。同理，其城市化也属于资本集聚的经济过程，一般也是从农业、农村、农民提取剩余，形成积累。

孔祥智的研究指出，除了农业自身的贡献外，农民对国家建设的贡献尤其表现为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为工业化建设提供资本积累，为非农产业提供充裕而廉价的劳动力。以及为城镇化提供土地资源。新中国成立后，农民仅通过这三种方式为国家建设积累资金就至少达到17.3万亿元。可见，新中国成立 年里，农民对于新中国的创立和建设，对于推动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九十年代以来的一系列财税和金融改革使中央层面在新世纪进入资本过剩时代；同时，中央垄断控制的金融部门，在利益导向的市场化改革中异化于产业经济，也使地方政府失去对金融机构控制权而普遍陷入了严重的资本短缺。这恰在本质上决定了欠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的实质政策导向，只会是愈发单一“亲资本”的“发展主义”，恰与中央政府倡导的“亲民生”政策相对立。

长期来看，如果国家坚持城乡统筹和区域平衡的战略调整，利用中国幅员辽阔、区域差别显著、吸纳投资空间大的条件，不断增加中西部和新农村建设的资金，下决心全面改善农村和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那么，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乡村中小企业和城镇化，也必然能够创造比城市大企业更多的就业机会。如此下去，中国人维护国家长期稳定、调整经济结构的空间仍在。全球性危机即使不断深化，也会在中国被改写为“机大于危”。

不仅如此，中国人在那以后的整个20世纪60年代所承受的艰难困苦和社会矛盾，亦应主要归咎于20世纪50年代两个不同名义的工业化资本——民族资本和国家资本的原始积累所造成的代价直接对城乡社会的转移。

劳动力——政府几乎封闭了城乡劳动力就业市场，借此集中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所有劳动力资源用于国家基本建设，以占有全部劳动力创造的剩余价值。

就这样，生产力基本要素的私有制在新中国只存在了不到7年的时间，就被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的客观需求改造为以政府所有制为财产基础，因而资本必然内化于政府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公司主义（government corporatism）”的经济体制——这种在资本极度稀缺条件下的“政府公司主义”，被事实证明是一种既有利于缩短工业化原始积累的时间，又有利于城市产业资本高速度扩张的有效的制度类型。当然，也是一种直接地大规模对农民转嫁制度成本和危机代价的制度类型。

在农村，政府正是有了合作社这样的“腿”粮食征购、大兴农田水利、抚恤军烈属等客观上需要高强度提取农村剩余价值的工作才有了抓手，但也导致部分社员因合作社政策负担重，认为不如单干户合算而闹退社。

我们提出了一个需要站在客观立场上才能思考、当时乃至后来都没有认真思考的问题：既然20世纪60—70年代经过中国人民艰苦奋斗、连续追加投资、付出巨大代价才得以延续的，仍然是五十年代全盘苏化时期遗留下来的国家资本主义工业结构，那么随之相应地得以维护和加强的，难道不是原来的适应这种经济基础的官僚化上层建筑吗？

毛泽东时代国家利用农村土地产权残缺而得以强势介入促成的农村“集体经济”虽然不是当时生产力水平之下的农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未必能够维护农民利益，但却客观上在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时期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以按人口数量优先分配且不可能产生“激励”机制的“大锅饭”分配方式为主要特点、带有小农村社制传统、以“内部化”特性来化解外部性风险的所谓“中国特色的农民社会主义”接受并且容纳了20年内3次总计约40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一中国的“三农”在这种重复发作的社会运动之中，至少3次默默无闻地承载了集中于城市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的周期性经济危机造成的巨大代价。

总之，农村承包制改革在理论上可归类为“政府退出”或者可以理解为政府通过在土地和其他农业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上向村社集体和农民作出让步，来甩出农村公共管理和农民福利保障，并最终形成制度的一项“交易”。

而在这种压力下，政策部门绝口不提10年前指令国企打开大门吸纳待业青年（“五个人的饭十个人吃”）的危机应对措施是造成国企冗员充斥的前因，反过来指责国企效率低下，遂有政府从资本利益代言人角度强制性地要求企业“下岗分流，减员增效”。

然而，就在农村集体对土地的非农使用权力被上收到公司主义的政府手中的同时，土地的商品属性也逐渐确立。

于是，这个特殊体制就造成政府公司化的垄断经济条件下的另一方面——责权利不可能统一的政府金融资本高速度扩张！

然而，由于各种“好典型”的意识形态化包装都具有“政治正确”，遂使人们很少意识到制度收益与制度成本承担主体的非一致性——这种改革的成败，客观上不仅在于制度收益被哪些既得利益集团获取，而更在于制度成本如何被获益的利益集团成功地转嫁出去。

事实上，中国人对于“制度成本转嫁”的认识不可能是先验的。只是在这种制度交易造成的代价越来越多地转化为社会上大规模爆发的对抗性冲突及直接威胁政治稳定之后，才有中央政府以主要出资人身份要求金融机构执行国家意志的一系列干预政策出台。其中最有典型意义的是国务院将“以服务三农为宗旨”这一内涵赋予给了2008年作为四大国有行中最后一家股改上市的农业银行这也是中国农业金融机构数量与覆盖农户信用需求的比例在发展中国家最高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