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

通过群众组织、秘密警察、大众通讯媒介和思想灌输，政府成功地控制并改造了社会和人民，其程度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闻的。曾经是个人主义色彩很重的中国人成为了世界上最受节制的民族。

在过去三十年里，每当党内民主相对充分、民主集中制相对健康之时，党在经济工作中的领导就比较符合实际，问题出现时比较容易被发现并得到纠正，导致了社会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每当党内缺乏民主时，就没有人敢于说真话。盲目服从便盛行起来，党的经政策往往就脱离实际，脱离客观规律。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就出现放慢、停滞甚至倒退的状态。[《人民日报》，1979年7月1日(原书注日期有误，故未查到原文，今从英文回译。_译者)。

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党必须记取阿克顿的格言：权力导致腐化，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化。除非造些严重的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否则，党在人民中的信誉将大打折扣。

中国的领导人宣称：『过去我们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如今是：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显然，对追求民主、经济自由、贸易开放、保障人权这样的全球大趋势，他们视而不见；对香港、新加坡、台湾、韩国这『亚洲四小龙』通过和平演变而实现的经济繁荣，他们不愿意承认；当然更不愿意接受美国和英国的社会福利远远高于苏联、古巴、东欧和中国这一令人不安的事实——在这些国家，政府只维持基本生计(『铁饭碗』)，但这一保障助长了懒惰和懈怠之风，以致民众生活水平相当低。

从历史的角度看，邓的战略也许能避免共产主义在中国破产于一时，但共产主义经济理论的许多基本观点已经被彻底否定了。经济体制和社会制度的本质已发生了深刻变化。共产主义剩下的，将只是一个靠军队和秘密警察支撑着的空壳。

与此同时，党本身正静悄悄地实现着微妙的转变，从一个清心寡欲的革命组织转为精英政治工具——不再致力世界革命、不再为第三世界兄弟作奉献、不再埋头于民族解放和共产主义乌托邦，而是考虑如何永保独裁统治，让自己党员的骨干及其家族富起来。国有企业被近水楼台者廉价瓜分：一夜之间，他们成了董事长、总裁、副总裁、股东和有赚头的大企业经理，控制着相当规模的国内金融资产和实业，以及相当数量的国外投资和房地产。

人权问题涉及到的正是中国政治体制的核心。

任何对中国人权立场的分析，都先要对共产主义体制的本质有所了解。列宁主义的独裁建立在秘密警察、军队和『党领导一切』的高压手段之上。思想控制和劳动改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人权在这里完全没有位置。即便在今天较为开放的中国，政府依旧把政治异见和民主启蒙看成是反革命威胁。政治多元化和权力共享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词汇。知识分子的不安分被看成是政治动乱和社会动荡的前奏——它会搅乱经济增长，使现存秩序难以为继。

邓小平认为在经济进步和政治保守之间没有甚么矛盾。但这两者本质上是不协调的，只有一时平衡，而没有可能长期共存。最终，经济繁荣和社会富裕会淡化革命信念，侵蚀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基础。因此，邓小平用准资本主义来挽救共产主义，很可能已埋下了使共产主义在不知不觉间消灭的种子。最初也许感觉不到，实际却正向着政治自由化的最终目标行进呢。

从鸦片战争以前对西方的排斥到1861-1895年间的自强运动、到1898-1912年间的政治改造和革命、再到1917-1923年间的思想革命，最后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掌权。虽然历史很少以单向线条的形式发展，但总的发展模式和一些重要的里程碑，却是可以在构建概念框架时充当有用的路标。

一名官位很高的廷臣曾透露，升官的秘诀乃是『多磕头少开口』。官

一名官位很高的廷臣曾透露，升官的秘诀乃是『多磕头少开口』。官场中形成了一种息事宁人、作表面文章和敷衍了事的倾向——凡事不要破坏现状。这些特征束缚了官员采取富有激情的行动和对挑战作出富有想象力的反应。这种状况并不让朝廷担心，因为朝廷最关注的并非施行有活力的或至少是有效的管理，而是关注王朝的安全。采取大的决策不是行政官员职权范围内的事情，而是皇帝的特枞，所以国家能够繁荣完全依赖于皇帝的能力高下。这样一种高度的集权，在康熙，雍正和乾隆辈足智多谋的君主统治下尚能运转良好，但一当最高首脑踟躇徘徊时，这艘国家之舟便放任自流了。在乾隆之后，清朝不再有伟大的皇帝。

所有这些征兆——行政的无能、知识分子的不负责任、普遍的腐败、军队战斗力的衰退、人口增长的压力和国库的空虚——都反映了所谓『王朝轮回』之现象的内部运作。确实，到1800年时，统治力量已盛极而衰，使国家暴露在内乱外祸的双重灾难面前，这是诸多王朝在其后期的典型特征。

林则徐深信，伦敦不会在鸦片贸易这样邪恶堕落且臭名昭著的事件上支持英国商人，但他却不理解，没有这种非法交易，英国人就无法在不承受巨额逆差的状况下进行正常贸易；他也不知道，扩张主义的维多利亚女王政府非常热中于维护它的海外利益。中国人对其敌人一方的一些错误观念令人瞠目又滑稽可笑；林则徐相信，英国人没有茶叶和大黄就活不下去，且认为英国士兵的双腿因打了绷带而不能伸展。一位御史提出，只要击中他们的脚就能致其死命，而耆英则报称这些夷人在夜里视力极差! 回

林则徐深信，伦敦不会在鸦片贸易这样邪恶堕落且臭名昭著的事件上支持英国商人，但他却不理解，没有这种非法交易，英国人就无法在不承受巨额逆差的状况下进行正常贸易；他也不知道，扩张主义的维多利亚女王政府非常热中于维护它的海外利益。中国人对其敌人一方的一些错误观念令人瞠目又滑稽可笑；林则徐相信，英国人没有茶叶和大黄就活不下去，且认为英国士兵的双腿因打了绷带而不能伸展。一位御史提出，只要击中他们的脚就能致其死命，而耆英则报称这些夷人在夜里视力极差!

即内乱和外患两者同时发生在中央政权衰败之时，便是国家内部形势危急和倾覆的象征。如统治力量够强大的话，这些麻烦或可得到化解，而不至于不可收拾。

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的两千年里，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基本上是一个农业社会，社会的秩序和混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土地分配的适当与否。在每一次大乱之后，许多人被杀，以致有足够的土地供幸存者耕种，但经过一段和平时期，人口的增长不可避免地导致人均耕地面积下降。这引起了民生之艰辛，而艰辛又引发了盗匪和起义，这些致乱的状况通常伴

这个国家备受社会经济弊病、军事衰弱、政治腐败、人口过剩、自然灾害和广东局势紧张的困扰。这个国家出现大动荡的条件成熟了，因此在南方爆发太平天国革命这样一场规模最大和影响最深远的动乱并非偶然。

在清代早期和中期，政府高度集权化，朝廷决定各省的政策；而在太平天国之后，中央政府发现有必要与外省大员磋商国是，听取他们的意见。北京的衙门时常征求地方官宪的观点，以争取他们支持自己的立场，势力强大的巡抚和总督时时会摆脱中央政府自行其是，比如，在1898年『百日』维新之后，两江总督刘坤一便激烈反对皇太后废黜皇帝；在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期间，东南诸省当局拒绝服从朝廷支持义和团的命令，而单独与外国列强缔结了协议，以求『自保』。各省独行其事的最显著例证，发生在1911年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军占领武昌之时，各省当局宣布拥护革命，公然对抗朝廷，这样，加速了清朝的崩溃。

然而，同治中兴显然只能算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较低层次的复兴。它虽然暂时制止了衰落，但却未能使清王朝恢复到足以体面地生存在近代世界的水平。它对西方军械、技术和外交的模仿是一种浮于外表的现代化姿态；西方文明中的精华所在——政治体制、社会理论、哲学、艺术和音乐——全然没有触及。从历史的眼光看，它充其量不过是清王朝国运持续衰落中的一缕回光返照而已——犹如『秋老虎』最后的炎热一般。尽管如此，同治中兴却标志了力争恢复旧秩序、并开启一个新秩序的大胆而又相当成功的努力。

从1861年至1908年，慈禧太后统治了中国将近半个世纪，权倾一时。她争强好胜，行事果断，也不乏天生智慧，但她没有受过多少教育，见识有限，对近代世界的本质一无所知。从根本上讲，她是个狭隘、自私的女人，视个人利益高于一切，却不理会对王朝和国家的影响。她必须对未能振兴王朝、创新国家负很大责任。人们自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一个妇道人家怎么能违反朝纲祖规，掌握这样至高无上的权力，而且在权力颠峰稳居这么长的时间。答案可能部分地在于她炉火纯青的权术伎俩。

统治王朝的主要考虑是防范内部的叛乱和起义，因此就出现了中央与地方管理中繁琐的制约监督制度及科举考试中的非实用性质。现在，时代变了，内部安全不再是国家的唯一忧虑，旧的帝国体制彻底过时了，政府必须考虑对外关系和工业化的新问题，并相应地使其结构现代化。

1898年维新失败所造成的影响是众多而深远的。首先，它证明从上而下的进步改革是不可能的。其次，在皇太后和重返政坛的顽固保守派的控制下，宫廷根本不具备领导能力。它怂恿排外主义和鼓励义和团事件，导致了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它遵循反汉的政策来迫害改革者，因而扩大了满汉之间的分裂。反动的军机大臣刚毅说：『改革者汉人之利也，而满人之害也。设吾有为，宁赠友邦，勿与家奴。』第三，越来越多的汉人感到，他们的前途在于彻底地推翻满人的王朝，这样的事业无法通过和平的变革实现；只有来自下层的流血革命才有可能实现。孙中山带头推进了这一事业。

圣贤之道不鼓励发展人民的能力，并抑制其重要活动力的自由施展。从秦代(公元前221-公元前206年)以后，传统的统治者都被称为『窃国大盗』，他们搜括民脂，而不提升民智。

他坚持认为，传统统治者为了便于控制国家，一直尽力使老百姓处于无知虚弱的状态。为了保持稳定，他们贬抑竞争和革新，训诫老百姓遵循祖制。他们鼓励节俭，反对发展财富。他们祟古贬今。他们反对积极进取，推崇知足。为了防止造反，他们向老百姓灌输温柔顺从习性的思想。严复表明，所有这些都违反了西方通过竞争、发挥能量、提高人类能力与智力，来加速进步和发展的原则。

前面对清代历史的考察必然使人间及这一时期的意义、成就及过失。事实上，客观地考察中国二十五个连续王朝中的最后一个朝代清朝，便会发现它在中国历史上独特而关键的地位。与元代八十九年的统治相比，清代长达二百六十八年，是异族统治的最为长久的一个朝代。清朝见证了中国历史上第二大帝国的兴起，仅次于元代，并为这个国家带来了长久的和平舆繁荣。这种太平盛世加速了人口史无前例的增长，从1650年的1.5亿增至1850年的4.3亿；因此疆域与人口这两份清代的遗产，奠定了今日中国国力的基石。

对清朝进行历史的分析，可以得出一条确定的教训，就是生存的关键，是在于对时代的挑战所作的建设性和创造性响应的能力。满人在十七世纪的成功，主要是因为他们作出了这种适应；而在两个半世纪后，因缺乏相应的调整能力而导致失败。

一个适度进步、繁荣而软弱的中国，依靠着外国提供的建议、友好、贸易与援助，将比一个完全独立、果断的中国更符合西方的利益。

三民主义成为孙及追随者的革命宗旨。第一个宗旨民族主义，不仅要求推翻满州异族统治，也要摆脱外国帝国主义的枷锁。第二个宗旨民权主义，旨在实现人民的四大权利_创制权、复决权、选举权与罢免权，以及政府的五大权力_行政、立法、司法、监察与考试，其中后两者反映了传统的都察院与科举考试的职能。第三个宗旨民生主义，则强调节制资本与平均地权的必要性，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古代中国『耕者有其田』乌托邦观念的遗产与太平天国土地革命的影响。但是它更直接、更积极的部分，则来自著名的单一税论者乔治(Henry George)与穆勒(John Stuart Mill)，孙从他们那里认识到，土地价格固定后(在革命后)，所有的价格增值将归政府所有。这样，孙那种在1897年仍处于萌芽状态的社会革命观念，到1905-1906年时已充分发展成为指引革命的第三个宗旨。

最为重要的是，如同一个近代的政党，同盟会提供了一个统一的中央组织，它为全国所有革命与进步力量提供了汇众点。[Schiffrin，8-9．]有鉴于此，它当之无愧地享受到『中国革命之母』的赞誉殊荣。

民国的建立并没有带来和平、秩序和统一；相反，民国早期的特征是道德沦落、君主复辟运动、军阀割据，以及外国帝国主义势力加剧。明显地，采取共和体制而带来的政治面貌，并不足以革新国家；还需要有一些更基本的运动来唤醒国家及人民。

就深度和广度而言，这场思想变革超过1895-1911年期间的变革(见第十八章)。的确，有些论者认为自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22-公元前221年)以来，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发生过如此剧烈及根本的社会和思想变革。

没有一种灵丹妙药可以解决中国所有的难题；每个问题必须分而攻坚，分而解决，而『主义』只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种浪漫假设。

很明显，胡适没有看到实用主义是稳定的美国社会的产物，那里容许自由检验问题和实行改造，而军阀混战时期的中国，完全缺乏实验和逐步改造所必须的社会政治条件。

1917-1923年的思想革命，代表了中国对西方冲击的第三阶段回应。第一阶段_从1861年至1895年的自强运动_在外交与军事现代化方面做了粗略的尝试；第二阶段_从1898年至1912年的变法与革命时代_是接受西方政治体制的时期。1917-1923年的思想觉醒，标志了从传统的中国基础向完全西化的进一步转变。到1920年，中国已名副其实是现代世界的一部分了。

创造一个完全现代但与众不同的新中国来拯救民族。

此外，社会主义所追求的理想目标还没有在西欧和美国出现，中国如能接受社会主义，将可以在思想上领先于资本主义国家。这一微妙的心理满足感，来自与西方打交道时的普遍失落感及为克服这种情绪的内在欲望，因此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人特别具吸引力。

孙中山为了革命的利益，接纳了共产主义者，但他似乎没有认识到其行动的全部含义。他仍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认为共产国际既然赞成这样一个联合，那么就会帮助他控制共产党员，甚至会教导这些人服从他。他还抱有幻想，以为在适当的时候，少数共产主义者有可能会纳入在人数众多的国民党的官僚组织内。孙中山没有认识到的是，莫斯科的真正意图是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嫁接到已经成长的国民党的身躯上，这样共产党就能够从内部颠覆国民党，夺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像榨『柠檬』一样将右翼分子排挤出去。

民族主义是十九世纪欧洲的动人精神，最终也在中国燃起熊熊烈火，推动人民走向新的使命，将国家从帝国主义和军阀混战的双重苦难中拯救出来。

1927年国共分裂以后，中共分成了两个性质各异的实体：由莫斯科培养的党员所领导的中央政治局在上海转入地下活动，而毛泽东则在湖南和江西农村自行其是。政治局遵循共产国际在城市中发动罢工、怠工和暴动的策略，但毛泽东却在远离国民党控制的地方组织农民力量及发展苏维埃区。毛泽东所采取的非正统做法，令他处在了舆莫斯科和中共政治局『对立』的地位；然而他最终取得了共产党采用的所有策略中最大的成功。

在一个病态的社会里，个人的努力都是徒劳无益的；只有联合的行动才能改善穷人的生活。

中国社会中的弊病必须由中国罪恶的制度负责。

人们自然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汪精卫这个孙中山的亲密信徒及国民党内和国民政府内的第二号人物，为甚么会不顾声誉叛变投敌?最重要的原因似乎是，他在失败主义的驱使下认定中国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在彻底失败之前以谈判实现和平将更为现实。第二，他曾与蒋进行过权力斗争，因此认为蒋篡夺了他作为孙中山接班人的位置。第三，他关心日占区人民的利益。他的主要助手周佛海则提供了第四种饶有趣味的解释，周佛海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狡猾地辩解说，汪精卫的和平运动不会损害中国；如果蒋打赢了这场战争，汪精卫与日本的协定将自然被取消；而如果蒋不能赢得战争，那他将来舆日本达成的和约，就不可能超过由汪精卫取得的条件。处心积虑地博取同情的周佛海接着提了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如果汪精卫没有站出来负责，谁会来照料沦陷区的芸芸众生?人们或许会推测，汪精卫在失败主义和对蒋的嫉妒之驱动下，决定充当凶残的日本征服者与无助的中国百姓之间的缓冲物。也许他真的相信自己的和平使命从长期来看不会伤害中国，而在短期内又可实实在在地减少大量的苦难。他的真实动机究竟如何也许永远不得而知，因为他在1945年日本投降前几个月就死掉了。虽然他逃脱了公审的下场，但他的高级同僚却在战后很快被当作卖国贼枪决了。

我们确定的政策应当是百分之七十作扩张，百分之二十对付国民党，百分之十抗日。

延安道路的核心是完善群众路线和在农村加强革命的民族主义，这成为毛泽东思想的两大支柱。

他还阐述了『三三制』，该项制度将参加边区政府和参议会的中共党员限制到三分之一，将其余三分之二的席位让给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分子及其它人士。至少在表面上，统一战线政策给边区一种民主的色彩。

按一位著名历史学家的观点，毛泽东的政策中，没有哪一项比『在抗战环境下的第二次统战政策』更有益于他的最后胜利。

尽管在公开场合大讲中国的友谊，但美国政策的长期目标，肯定不是建立在利他主义或依恋中国文化或中国人民的感情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美国对战后东亚战略和经济利益的实际考虑之上。

国民政府倒台的最重要的近因是八年抗战，这场战争在军事上、财政上和精神上彻底消耗了国民政府的元气。如果没有抗日战争的话，中国的局势也许就完全不同了。因此，上一章中已讨论过的许多抗战之灾难性影响，将继续在国共斗争中折磨国民政府。国民政府赢取抗战胜利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导致最终垮台的首个原因。

通货膨胀和财政失措毁坏了千百万中国人的生计，并彻底破坏了政府的信誉。人民大众不仅反对国民政府统治，甚至还期盼改朝换代，这是不足为怪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像苏联那样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种由中共领导的、以四个阶级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四个阶级的共存赋予了中共政权『民主』的特性，而对反革命分子坚定不移的态度，则显出了『专政』的特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像苏联那样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种由中共领导的、以四个阶级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四个阶级的共存赋予了中共政权『民主』的特性，而对反革命分子坚定不移的态度，则显出了『专政』的特征。新政府遵循的一项主要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这个制度规定了各级政府拥有普选的机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将选举他们自己的代表官员，呈报上级机关批准。这个过程中的『选举』部分是『民主的』，而对上级机关的服从则表明了『集中制』。这个词语也可引申为表示在决策讨论中畅所欲言，而一当作出了决定则要不折不扣地坚决服从，无论个人原来的立场如何。

中国领导人主要是出身于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纯正无产阶级出身的人只占很小的比重。中国经验的成功表明，掌握正确的理论比在形式上保持与无产阶级的组织联系更加重要。然而，中共领导人坚持称，虽然他们在社会背景方面称不上是无产阶级，但在精神上却是无产阶级。

1949年，中共政府接收了一副经济烂摊子。通货膨胀完全失控；洪水影响了30-40％的耕地；工业产量和食品产量分别骤减到战前最高点的56％和70-75％。因此，首要的任务便是整顿国家的经济生活，使工农业生产恢复到战前水平。

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本成分是，不断组织群众运动去实现党预先设定的特定目标。确实，群众运动的汹涌波涛加速了共产党中国日常生活的节奏，以往被说成是一盘散沙的中国人，现在比世界上其它任何国家的人都组织得更严密。实际上，每个中国人都隶属于某些群众组织；党和政府则通过这些组织进行控制，推行国家政策。此外，党和政府垄断了通讯媒介，公安干警和党员干部无处不在，使社会变成了一个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密封舱。在这样严密的控制之下，没有所谓自由，除非它可为国家的利益服务。

从以上的概述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中国的对外政策至少有五个基本动因：(1)民族主义和争取大国地位的努力；(2)国际共产主义运动；(3)内政考虑；(4)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5)[基于『传统空间-意识形态』世界秩序之上的『战略-政治』想象]。

1956年，民众方面出现了对政府的第二次挑战。共产党长达七年的严密统治已经引发相当严重的不满和受压制情绪，最终在匈牙利叛乱之后爆发出来。如毛泽东描述的那样，『千万人上街反对人民政府』。[Gene T．Hsiao，” The Background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Asian Survey，VII：6(June 1967)，393．]一方面为了给人民提供一个发泄怨气的机会，以免匈牙利式的叛乱在中国重演，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诱导出真正的批评，毛泽东精明地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许多知识分子天真地误认为这个口号意味着言论自由，于是就袒露出他们的心迹。由此引出的批评超过了政府的预期。毛泽东发现局势难以容忍、极为不利，于是迅速予以镇压。提意见的人被揪住不放，虽然他们为自己的卤莽后悔不已，但要收回说出去的话就太晚了。许多人被送往劳改队，或者被迫签署一份『社会主义自我改造决心书』以改正立场。在这场反右运动刚结束时，政府于1957年在工农业人口中，发动了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接着又派军政干部从事体力劳动，为人民群众树立榜样，更多地强调思想意识的『红』而非『专』。

 把美国称作援助中国战后经济发展的『最合适』和『唯一的国家』，强调了毛泽东不想只依靠苏联援助的愿望。美国人对他的暗示毫无反应。

中国特别坚持『毛泽东道路』的两个特点：(1)由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全民族反帝联合战线；(2)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开展持久的武装斗争，从农村包围城市。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后果令人非常沮丧。土法上马造成了巨大的原料浪费和高昂的生产代价，而生产出来的产品却质量低劣。小高炉炼出的钢材不能符合工业的要求，许多简易的高炉还在暴风雨中坍塌。由于水利设施不健全、土壤施肥不当，农业生产也严重受损。为了赶上高额生产指标，机器超负荷运转，又缺乏适当的保养，这造成了生产工具的迅速老化和损坏，而拼命招收不熟练工人也引发了管理上的麻烦。[Kang Chao，"Economic Aftermath of the Great Leap in Communist China," Asian Survey，IV：5：851-58(May 1964)．]

毛泽东有一个根本的信念：『在全国范围内应该有一个拥有绝对决策权的最高中心权威_『中央』』，而刘少奇一派人的行为则对这个信念提出了挑战。六十年代中，毛泽东无疑是这种中央权威的生动体现。

我的朋友(林彪)……擅长谈论政变问题。这类想法以前从来没有过，它让我非常不安。我从不相信我的几本小书能有那样神奇的力量，但在他的倡议下，全国都来赞扬它们。这就好像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不得不(同他)走在一起，好像我别无选择，只能同意。在重大问题上，这是我第一次违心地同意别人。[1966年7月8日毛泽东致江青的信，1972年公开发表。]

『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意思是以左派的面目出现，实际上是抢班夺权，推行右倾目标。